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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长期执政的十二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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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04-12 15:07作者:陈先奎来源::海疆在线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长期执政的十二大依据

来源:海疆在线  作者:陈先奎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民主执政方式,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的十二大政治合法性依据与重大优越性。

  第一、以人民民主为宗旨,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扎根于中国人民的人民性,以人民为本的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长期执政的合法性之根,优越性之源。嚷嚷反共产党易,挖共产党的根难。

  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中国工人无产阶级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先锋队;不但在党章宪法里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而且强调“三个代表”最重要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始终扎根立足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基本群众,扎根于新形势下的中等收入阶层尤其是小康阶层和低收入群体,又不断发展扩大与社会变革新阶层的爱国统一战线,使共产党长期执政既阶级基础牢固扎实,又吸引团结引导社会新阶层,具有开放式扩大的越来越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且充满活力。共产党是靠扎根于人民起家的,长期执政更要靠扎根于人民,要经常盘根问底,把根扎得更深些。

  过去,中国90%的人口在农村,土地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基本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人口接近50%,一个农村土地问题,一个城市住房问题将决定人心向背、天下兴亡。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围绕保护农民利益进行土地确权、规范土地流转,在城市千方百计解决工薪阶层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尤其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制定限期三年的棚户区改造计划,每年以上千亿的政府投入,致力于城市1800万套的棚户区改造,1000万户以上的农村危房改造,而且在人均6000美元的水平上,就初步建成“低水平、全覆盖”的国民医保体系及其扎扎实实的大病救济制度,始终在根本问题上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民性质的集中体现,也是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的根本合法性。

  改革开放以后,在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种分配方式共同促进、竞争发展的基础上,很快形成面广量大的社会新阶层。过去社会新阶层及其选票争夺是欧美选举竞争的一大重点课题,现在中国共产党面对开放社会新阶层带来的新挑战,2001年江泽民同志的80周年讲话,第一次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肯定在改革开放中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致富的中国社会新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经过考验可以把新阶层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胡锦涛同志十六大以后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就是要在坚定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巩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代表团结引领中国社会新阶层凝聚在共产党旗帜下,进一步扩大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社会群众基础。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中国大统一战线的“三个新的重点统战对象”,就是要了解新媒体人士、富二代、归国留学生三大社会群体的不同想法不同要求,使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能够更好地代表他们的合理利益和要求,从而确保共产党能够更好地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引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开放发展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是三条。一个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个群众路线的核心问题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一个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始终与最大多数人站在一起,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奋斗。从共产党的宗旨到共产党最根本的群众工作路线,再到党的统一战线,三者的完整统一,是共产党始终比任何政党任何人都能更好地扎根于人民,更好地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包括更好地代表社会变革新生力量新兴势力和先进分子利益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决不允许任何党员任何政策代表任何特殊利益,更不允许共产党为任何特殊利益所绑架。但是,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政党竞争民主,无论有多么华丽精致的理论学说作为合理合法性依据,无论体现了被一些人多么推崇的美国宪政的自由精神,但是,一旦金钱成为“政治的母乳”(美国,杰西.安诺),民主就永远只能是随时可能被“金钱政治”捅破的一层脆弱的窗户纸。另一方面,选民的选举权可能表面上被捧上了天,但是,真正决定谁能当选的,其实仍然第一是金钱,第二是金钱,第三还是金钱(李肇星)。选民只能在经过寡头资本巨额金钱初始筛选过的候选人及其竞选纲领之间进行认认真真又热热闹闹的第二、第三甚至是第四次选择。而且金钱初选门槛还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提高,真正能决定选举结果的那些捐款大佬的圈子仍然不断地在缩小,真正能成为候选人的愈来愈是那些受宠于不同资本寡头集团的各色政客,选民的权利只是在这些被资本寡头们反复筛选出来的最有权势钱势的政客里面最后再选一二次。

  西方民主打的是全民选举的旗帜,一口咬定的妖魔化概念却是“多数人的民主=多数人的暴政”,甚至中国学术界极为推崇的美国民主的伟大阐释者托克维尔都不加分析地断定“‘人民的多数有权在管理国家方面决定一切’这句格言,是亵渎神和令人讨厌的”(王绍光,民主四讲),要害在于人民当家作主可能侵害少数人的财产权。因此所有堪称经典的西方民主理论都几乎不约而同地强调:“民主政府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对少数个人利益的保护。”(托克维尔)

  美国是西方民主的典范,恰恰也是金钱政治家族财团公然代代传承的样板。美国总统选举1964年总花费是2亿,1980年就高达10亿美元;2008年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募集经费6.4亿,麦凯恩3.6亿,仅仅候选人募捐总额就达到10个亿;2012年更创新高:奥巴马、罗姆尼募集经费21.3亿,整个选举总花费达到令人咋舌的60亿美金。美国金钱政治最典型,最露骨,法律包装也最精致,是一种完全合理合法的金钱政治,并且包括个人巨额资产、国家选举补贴、募捐献金三部分。从克林顿到希拉里·克林顿,再从奥巴马到布什家族的一个老布什及其两个小布什,再到最近宣布参选的公开宣布个人净资产近90亿美元的“史上最富”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家族巨额财富和已经形成固化联系的幕后背景财团的权钱联盟,都是他们竞选总统的完全合法的资金来源。

  中国共产党领导执政的人民民主的宪法精神,绝对不允许任何国内外金钱资本干预、操纵、绑架和控制国家政治。在中国各级各类的选举活动中,任何以金钱物质利益操纵选举均属贿选犯罪,要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中间的社会新阶层虽然出现了一个亿万富翁这样的“新资本所有者”群体,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制为核心的任何选举活动,决不允许任何党员通过任何以法律精心包装的金钱支持的合法形式,成为任何特殊利益的代表。中国社会新阶层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当然主体,但是,中国的党纪国法,尤其是中国宪法的基本精神,绝不允许包括亿万富翁在内的任何社会新阶层以私人财富来操纵任何选举,更绝不允许任何人挟金钱参与民主,另搞一套什么资本至上、资本绝对自由的法律法规和民主自由宪政,把新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凌驾于国家人民之上。

  一个选举活动由各级党组织、人大或者政府机构按照统一规格统一组织,一个选举经费由国库财政按照统一标准经过党政人大和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统一开支,是中国人民民主选举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旦什么时候个人可以出资或者募捐搞选举,那就是人民民主真的走了邪路。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本质上是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不是法西斯专制独裁,也不是议会多党制,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制,在理论和实践上与法西斯一党独裁专制本质不同,与前苏联一党制有重要区别,也是对西方议会多党制的辩证否定。

  现代政党制度起源于西方,在俄罗斯十月革命后开始出现苏维埃一党制与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议会多党制的政治分野。但是,一党制不是社会主义共产党的专利。在前苏联之后,上个世纪30、40年代希特勒搞的法西斯一党独裁专制,就来自于德国魏玛共和国混乱不堪的议会多党制,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国家法西斯党也是在意大利软弱无能的资本主义多党制联合政府中孵化出来的。

  一党制也不是失败、罪恶与魔鬼的代名词,日本的“1955年体制”不仅由当时美国占领当局在镇压日本共产党的基础上直接炮制出来,而且美国倾心倾力扶持自民党独大;到1993年下台,自民党长期执政达39年之久,是战后日本和平与经济腾飞的主要政治体制原因之一。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1929年到2000年自我腐败丧失执政权,一党执政长达70年之久。新加坡人民行 动党从1959年第一届选举组织政府至今,虽然在傲慢的西方舆论界仍然名声不佳,却以自己的一党长期执政带领人民创造了新加坡繁荣幸福、国际地位非同寻常的奇迹。

  西方政治学者试图以“强党制”的学术概念,把以上现象与“一党制”区别开来(亨廷顿.转变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但是,一党制也好,强党制亦然,一个基本的共同特征就是一党长期执政。实践证明,在新兴工业大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改革、发展、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矛盾大多比较尖锐而又错综复杂,国家与社会缓和调解矛盾的物质基础比较差,民主法治及其他社会机制都很不健全,实行一党制的往往大都比较成功,陷于战争与动乱的“民主失败国家”绝大多数是由撕裂社会、激化矛盾、破坏国家民族凝聚力的议会多党制造成的。甚至象美国欧盟日本这样的西方国家,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候,也往往会采取一党长期执政的民主制度模式,也并不以街头政治多党制民主去破坏那些实行王朝专制盟友国家的统治与稳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本质上一个是共产党领导,一个是共产党长期执政。问题之关键在于:一党制不等于专制独裁。可以根据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一党独裁专制的基本特征,对照检查今日中国共产党及其赖以发挥作用的政党制度(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1、首先公开直接否定一切民主自由,法西斯主义政党一党独裁,其他一切政党团体皆属非法,在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对派;

  2、法西斯主义一党独裁专制,法西斯领袖个人独裁一切,独裁政党,没有任何党内民主政党民主;

  3、法西斯主义政党领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实行国家元首独裁制,通过政党独裁而独裁国家,独裁人民,国家与人民没有任何民主制度及其民主政治生活;

  4、国家元首拥有国家意识形态唯一的最高解释权,根据领袖思想及其指令实行一元一体化独裁专制的思想文化教育政策,消灭任何异端思想异端分子;

  5、以德国垄断资本为统治基础,是德国垄断资本在疯狂的扩军备战中走出国内外危机,重新参与世界争霸的理想工具,又以民粹主义欺骗中下层群众,驱使中下层群众充当法西斯主义军国战争主义的战争炮灰;

  6、对人民实行纳粹法西斯特务统治,不存在维护人民基本人身权利的法治秩序,人民陷于盖世保、党卫军、冲锋队等军警特一体的恐怖统治之中;

  7、公开直接否定和平歌颂战争,以对外战争、侵略、征服、扩张作为基本国策,把国家纳入战争、军工体制和军国主义轨道,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中,穷兵黩武,疯狂扩军备战。

  一党制相对于两党制多党制而言,确实更加权威,也更加集权。但是,集权不等于独裁,权威更不等于专制,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制,与法西斯独裁专制的一党制根本不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就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多党合作、政党民主而言,无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晚年犯过什么样的错误,那也只能是一种短暂的历史背离,就整体和本质而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法西斯一党独裁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更不能混为一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以共产党党内民主实行与各民主党派的政党合作民主,共同推动国家的协商民主和人民民主,是典型一党民主制的伟大创造。

  因为担心被抹黑为一党专制,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叫做多党合作制,明确归入多党制一类,以强调与一党独裁专制的本质区别。但是,就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的本质特征来讲,确实又与西方议会多党民主制存在本质区别。

  1、一个共产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代表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首先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基本利益,民主党派代表各种非公经济和各个社会新阶层;西方议会多党制的执政党、反对党在资本私有制基础上,代表资本内部利益冲突的不同的主流利益集团以及遵守资本私有制游戏规则的资本外部的非主流利益集团。

  2、一个共产党是中国政党制度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多党合作,首先是共产党领导。是有核心并以共产党领导为核心而凝聚为一体的多党合作,并由此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国政党制度。西方议会多党制,各自为政、争权夺利而又相互冲突,最后积淀为“冲突依赖”的政治文化,陷于以政党之私而绑架国家的“政治僵局”而不能自拔。

  3、与议会多党制政党竞争、定期选举、轮流执政相对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实质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共产党领导,民主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合作前提是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合作基础是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执政荣辱与共。

  正确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性质及其政治合理性,关键要实事求是地明确两个区别:一个法西斯一党独裁专制与共产党一党民主制尤其是与中国共产党一党民主制的本质区别,一个是强调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制与西方竞争执政的无核心的多党竞争民主制的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制,是形式上的多党民主制,本质上的一党民主制;具有形式上的多党制特点,更具有一党民主制的本质优越性。

  西方议会民主制,作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优秀成果,除经济基础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之外,理论上强调宪法权威、民主自由、公民权利、权力制约、定期选举检验、有序政权更替等,至少可以算得上是理论上的“六大优越性”,堪称“六优品牌”,有很多东西值得批判继承和参考借鉴。但是,与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制相比较,除经济基础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之外,多党制民主即使在体制机制的操作层面上,也可以说是缺点多多,主要缺点是“四无”,就是无核心,无凝聚力,无效率,无远见,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基本上是一个“四无产品”。

  现在,尽管共产党一党制在前苏联东欧已经失败一二十年,在中国却不但能够屹立不倒坚持至今,而且还能与时俱进发展进步至今。更让一些人愈来愈难堪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但不失败、不垮台、不崩溃,而且在拨乱反正,很快改正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以后,又历经1989年以来国际国内的一系列严重危机与挑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0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再转“危”为“机”的那种学习与创新能力,一再使西方竞争执政的议会多党制相形见绌。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展示出一种越来越成功自信地站立于世界舞台中心,面向世界治理、面向现代化治理、面向现在与未来人类社会治理的大格局。反腐败的理论和实践与一路一带、亚投行的重大战略举措内外并举,居然在困扰大多数新兴工业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方面,又能够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制”,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现代化执政治国的伟大实践,在对前苏联一党制进行改革,对西方议会多党制进行辩证否定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是近代以来政党制度创新的新成果,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与进步的好东西。

  第三、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制,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始终代表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与根本利益,经过人大制度,在维护公民个人正当合法利益和基本权益的基础上,对国家与社会的多元利益多样性意志愿望与要求进行有效整合,确保国家民族人民利益的整体性协调,协调性整合,发挥1+1大于2的整体性优势。

  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和实现中国人民的整体性利益,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巨大优势。按照这种整体性,求同存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解一切消极因素,对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机勃勃的公民个性发展、多元利益要求及其纷纭复杂的各种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多元多样性发展,进行积极正能量的系统协调与有机整合,既存在生动活泼、众声喧哗的天籁之声,又能凝聚整合上升为主题明确、众声谐和的大合唱,从而更好地寻求共产党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凝聚社会最大共识,汇聚国家民族人民最大正能量,形成国家民族人民的最大的共同性政治,最优化的整合性优势,实现国家人民最大化的整合性利益。

  在世界各国普遍大众动员型的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是政治的核心,具有巨大的现代政治能量。政党政治的矛盾、冲突与对抗,完全是一种2-1小于2的消减法,甚至会出现一种2-1等于零的巨大灾难。尤其在网络新媒体的新环境里,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政党竞争选举政治的高度动员下,哪怕一次偶发的小事件,都足以激化矛盾,撕裂国家社会与人民,都可能点燃起烧毁这个国家、社会与民族的冲天大火。甚至在一个像美国这样成熟的两党制竞争的民主典范国家,一个并不特别重大的国家财政技术性的两党政策分歧,都足以造成使国家与人民付出沉重代价的政治僵局,甚至可能祸及世界。

  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仔细算算,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高达两位数的“民主失败国家”,早就远远多于极个别一党制的僵化落后与专制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包含民主精神、机制与秩序的一党执政,相对于多党竞争的议会多党制而言,对于国家与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国家统一、民族进步、宗教和谐、政局稳定、和平发展来讲,仍然不失为一种更可以考虑的次好选择,至少可以避免“民主失败国家”在竞争选举盲目过度的政治动员状况下所出现的各种极端思潮、极端势力、极端分子猖獗,可以避免最终导致民族冲突、宗教对抗、国家分裂、民族遭难、生灵涂炭、人民被战火蹂躏的民主动乱的浩劫。这个世界确实有很多国家得到了民主的好处,但是遭受美国外来民主改造祸害的国家的老百姓,可能早就超出了几亿人口,害死的也远远不止几千万人。从冷战结束以来一系列民主失败国家的实践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明确带点讽刺意味的结论:如果想搞乱搞垮某个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哪个国家按照美国的要求,照抄美国的模式搞民主。

  第四、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制,共产党领导有力,人大制度议行合一,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高效率。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对话沟通,团结协商;群策群力,集体智慧,可以尽快形成最大的共识。 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议行合一,行动能力强,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可以尽快做出重大决策。又以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为核心、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坚强,执行有力,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突出优点,效率比较高。就业绩和效率价值而言,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今世界一种最有效率的政党民主制。

  西方的政党竞争民主制,基础是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政党宗旨明确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政党竞争体现在国家三权的分割或“分赃”之中。明面上的分立制衡,实际上的政党斗争、勾心斗角、相互扯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创造了很多无聊的议会斗争手段拖延拖垮竞争对手的议案,故意使之不了了之,束之高阁,总体上效率比较差,有的甚至已经比官僚体制的低效率更让人失望,让人更难忍受。在政党竞争所体现的一党之私的选举利益面前,选民无大事,国家无大事,改革无大事;悠悠万事,唯一党选举之私为大。为一党选举之私,天下大事皆可儿戏之;为一党选举之私,拔一毛虽利天下而不为也。诸此种种,经过宪法和法律的精心设计与包装,已经合理合法的各种政党竞争,实际大多已经沦为一种完全非正义的所谓程序正义。

  最典型的是美国震撼世界的两党政治僵局。美国从来就根本不缺钱,但是,共和党为迫使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在减少赤字、调整2010年初步通过的医保法案两大共和党标志性主张方面做出让步,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议会里面制造“预算战争”的闹剧,非到最后一刻就绝不通过要求上调美国债务上限的奥巴马政府预算议案,甚至在导致部分联邦机构关门以后,共和党仍然也绝不松口,让联邦政府“关门大限”和美国债务违约的危机,平白无故地闹得全球市场人心惶惶。连美国股神巴菲特都心有余悸地抱怨:这种每每持续到最后一刻的议会博弈,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的政治武器。

  放眼当今世界,欧美的民主自由,已经基本遍及绝大多数国家,少数与欧美模式不同的国家,也时刻承受着极其巨大的被民主改造、被自由演化的压力,西方改造世界的事业堪称已经登峰造极。但是,从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与动乱,到利比亚叙利亚的分裂与杀戮,再到乌克兰国家与民族的空前悲剧;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显示的曾经风靡半个多世纪的高福利制度的失败,到美国祸及世界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再到让西方民主蒙羞的美国的两党政治僵局以及欧盟一体化所已经遇到的退行性挑战,早已被欧美尤其被美国霸权神圣化、教条化、意识形态化、战略工具化、双重标准化的西方多党民主制似乎已经物极而反,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多党民主竞争的陷阱”和“民主失败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样也已经尽显“民主治理失败”、“竞争民主优越性衰竭”的疲态。从当年魏玛共和国议会多党制民主的混乱不堪、软弱无能,到今天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动乱”、“民主失败”、恐怖主义泛濫,再到发达国家自身的“治理失败”、“治理僵局”、极端势力猖獗,议会多党竞争民主可能再也不能以“经济发达”“丰裕国家”及其高福利制度“一俊遮百丑”,再也不能使之笼罩在意识形态的神圣化宣传之中报喜不报忧了,下决心敲响议会多党竞争民主警钟,并且思考中国的政党制度创新和现代化国家治理创新的时候到了。

  第五、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共产党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以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协调眼前暂时的局部利益,为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作出富有远见的重大决策,筹谋重大改革的顶层设计,实施关乎全局的重大项目,使日益陷于政治短期化的西方议会多党制愈来愈忘尘莫及。

  十八大以后的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明知更困难,偏就更要做,反腐败刮骨疗毒向既得利益挑战,深化改革攻坚克难啃硬骨头,经济发展动力转换转型升级自讨苦吃,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所造就的政治家领导人能够高瞻远瞩,集中代表和领导实现国家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典范。

  西方政党竞争民主本质上由国家利益、金钱政治、选民偏好三要素共同决定。候选人作为政治家要努力维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尽可能地照顾提供巨额资金的资本偏好,不得不尽可能地讨好选民。国家根本利益决定其长期政绩和历史定位,资本偏好和选民反应,又马上决定其眼前当下的政治生命。候选人尤其是当选者,除任期行将结束的最后二三年之外,往往只能在选民民粹和资本偏好的圈子里面跳舞。被金钱政治各种预选圈定的两个以上的不同政党背景的候选人及其当选政客,首先要体现金钱政治的利益和意志,其次要迎合绝大多数选民民粹的偏好,最后有机会才能考虑为国家根本利益和解决重大问题做贡献的长期政绩和历史定位。尽管在任期的最后两三年,他或她可以少一些现实顾虑,可能多一些历史主动性,可惜的是,西方议会多党制政治生活中那种更加残酷无情的“跛脚鸭现象”,又最后地提前抑制了其中的有限潜力。

  由此一方面,西方的政党竞选政治催生了一种选举民粹主义,迎合选民眼前暂时的利益要求,福利水平愈来愈高,休假的时间愈来愈长,而国家财政却早已竭泽而渔,不堪重负,发展乏力,低增长都基本无望。另一方面,政党为赢得选举而制定的纲领政策却愈来愈短视和短期利益化,竞相以眼前的暂时利益相号召,竞相支持选民的一些片面化要求,根本就没有哪个政党和政党候选人敢于为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根本利益而提出可能要影响某些眼前局部利益的重大战略决策、重大改革举措,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壮士断腕、在所不惜,敢于和能够以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冒险进行一些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改革。可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制度,上个世纪60年代已经全面成熟定型,70年代就开始遭遇“入不敷出、竭泽而渔”的矛盾和危机,屈指50多年,甚至在欧洲出现债务危机以后,也仍然迄无重大改革。

  更可怕的是,在欧美被称之为左的选举民粹主义的迎合选民的短期化政治倾向,已经被一些政客用来复活社会政治生活中左或右的极端主义。因为极端主义选民与大量具有“选举冷漠症”、“政治冷漠症”的中间选民不一样,具有极易动员、煽动能力强、造势能量大、参投比例高、票源基础铁定的基本特征。得到各种极端主义选民支持的极端政客,要么自己就主张极端主义,要么为了某种目的把极端主义当手段,以极端主张动员极端选民,形成极端势力为己所用,而且往往能成为选举政治的黑马,取得意想不到的竞选成果,甚至还能比较稳定地长期执政。这种不但“反民主”,而且反人类的“竞选极端主义”、“选举原教旨主义”不只是在宗教、民族问题错综复杂的第三世界国家大行其道,给这些国家、给国际社会造成了严重问题,而且已经在欧美发达国家造成反移民、反全球化、与国际恐怖主义结合的极端主义思潮;不但表现在希特勒法西斯阴魂不散,甚至出现反私有化、反紧缩、反欧盟一体化的思想政治主张,使欧盟真正遭遇到解体的风险。仅仅在2014年以来的议会选举上,数个以反移民著称的极右翼政党就给欧洲政坛造成强烈的地震。诸如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希腊金色黎明党在选举中异军突起,对欧盟带来严重挑战。尤其是进入2015年的欧盟,还没有消化完年初极左与极右翼政党在希腊联合执政带给欧盟的挑战,进入5月以后,又被反俄罗斯反欧盟的波兰极右翼法律与公正党领导人当选新一任波兰总统的严峻现实,带来沉重的一击。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波兰就是欧洲最不安定的国家,现在正当欧盟、美国、俄罗斯关系因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而陷入危机的关键时刻,一个波兰极右翼政府的突然介入,对俄罗斯和欧盟以致世界肯定都不是一个好消息。欧美发达国家正不得不勉强打起精神,拼命吞下选举政治愈来愈短期化、民粹化、极端化的恶果。

  第六、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以政治协商作为多党合作的基本路径和基本功能,是协商民主从理论到实践、从制度到政策当之无愧的创新典范。

  协商民主在西方作为一种理论学术思潮,兴起于上个世纪的40、50年代,是作为对自由主义民主的一种批评与矫正而提出来的。协商民主认为:公民与官员之间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直接而面对面的对话与讨论,是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也是其他任何形式所不可取代的。

  协商民主最早由芬兰的李伯特正式提出,很快得到美国约翰.罗尔斯、英国吉登斯和德国羽根.哈贝马斯的高度赞同与深刻诠释。他们一致认为协商民主的公民参与、宽容与对话、沟通与认同可以有针对性地克服自由主义民主“敌对性政治”的对抗、冲突与“分裂的危险”(哈贝马斯)。

  协商民主的真正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协商民主”的深度、广度和高度都是西方协商民主的学术话语所根本无法比拟的。在协商民主的理论设计中,主要是公民与官员的对话与沟通。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民主所包含的协商民主,要比西方提倡的协商民主丰富权威有效得多: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地位很高,开始是中国人大制度的创始制度与历史起源,后来在人大制度之后位列中国五大基本民主制度之一;

  2、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里面,政治协商是多党合作的基本平台与根本路径,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制的题中应有之主要意义。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协商民主范围极广,权限极大,广泛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创制与确立,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领导人的推选提名与最终决定,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重大社会民生问题的调查了解、沟通与协商,重大矛盾与冲突的对话、沟通、协商与和解等,而且将愈来愈有权威性,以致国内外都开始一再有人视之为中国民主制度的“两院”之一;

  4、西方协商民主只是自由主义议会多党制民主的一种补充,最终有效与否,仍然决定于议会两院的党派斗争与议会博弈的结果,在西方“议会政治肠梗阻”的作用下,往往大打折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由于是共产党领导组织的主要民主活动之一,可以依照不受障碍不打折扣的民主与法律程序,直接上升为国家意志或者党和政府的重大决定。

  一句话,协商民主在西方主要只是如何克服自由主义议会多党制民主的缺陷与解决之道的学术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协商民主”却已经非常现实地开创了从理论到制度都大大超越自由主义民主“敌对性政治”及其“分裂危险”的伟大道路,不但已经积半个多世纪之经验,而且又在进行着许多新的重大尝试与实践创新。

  政治的常态是妥协。极端政治能够发挥革命性的突破作用,不能一概否定。但是,极端政治需要国家民族人民作出难以长期忍受的代价。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慎重取其一时偶态之快利,清醒避其长期常态之大弊。革命性变革以后的国家治理,妥协政治是负责任的最佳选择。面临现代化发展转型的新兴工业大国及其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以妥协为主要功能和基本特征的具有一党领导核心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民主,对保证改革发展、民生和平、渐进改善的必要秩序和政治稳定,是毫无疑问的负责任的最佳选择。

  第七、宪法法律至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而且首先是依宪治国、依宪行政,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努力使共产党代表人民行使的党和国家的权力关进民主法治的笼子里、公开在人民民主监督的阳光下、运行在权力制约的机制中,合法律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民主制正在日益增值的主要价值。

  中国是基本不存在“金钱法律梗阻”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法制,但是,走向法治的路,却一直格外漫长而坎坷。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可以确保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民主本质,是民主与法治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依法治国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之间一座最好的由此达彼的桥梁。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依法治国不但是共产党执政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而且正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习近平作为党的总书记,在四中全会后,带头正式喊出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一直憋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宪法和法律至上”的伟大口号,标志着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走向法治的道路上,终于义无返顾地登上了最后一座法治的高峰。共产党要厉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用权,绝不允许任何人以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也绝不允许任何人置身于法律以外,不受法律约束。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后,基于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人民群众的利益、意志和愿望,经过既定的民主法律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的通道越来越顺畅。已经越来越自觉主动、越来越及时灵敏、越来越顺畅通达地对人民的利益、要求和愿望做出反应,而且越来越自觉地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积极主动地把人民的利益、意志和愿望上升到国家法律法规的高度。人民群众最关心食品安全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我们在更加强调立法质量的前提下,就连续出台了大家公认“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人民群众要求围绕“二胎”问题对计划生育的政策法规进行调整改革,2013到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和不少省一级人大政府就相继出台了一批有关“二胎”问题的政策法规;尤其是改革和反腐败方面,顺应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各自出台20多项涉及很多方面的政策法规。

  美国是法制完善的典范国家,具有极为精致“无所不届”的法治状态。但是,美国又以其庞大复杂的法律体系+昂贵盛气凌人的律师体系,将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旗帜的美国法治,极其巧妙地转化为甚至连一般百万人家千万富翁都不敢轻易染指的其实完全为豪富阶层及其资本寡头服务的奢侈工具。实行政党竞争的民主国家,即使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度,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意志和愿望却越来越难以上升为国家意志,在选民利益愿望意志与具有法律高度的国家意志之间,有一种“议会梗阻”的阻隔作用;在人民运用法律的时候,又有一种“金钱梗阻”的遮蔽现象。标榜选民意志的民主国家机器,实际上愈来愈偏执地在资本至上的既定轨道上运行,离开人民的利益意志和愿望却真正是愈行愈远。

  同样是老百姓的愿望、呼声和要求,在美国这样典范的民主自由国家,却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国家法律响应。不说2008年后奥巴马新政所包括的三件大事,直到2015年才勉强得到通过,就是2011年发生的波及美国51个城市和美国以外71个国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反对华尔街金融资本“负盈不负亏”、损失由政府埋单,主张实行由华尔街金融资本承受危机损失的金融制度改革,至少要限制华尔街金融高管在危机期间的的“高额分红”,有良心的都不能不说“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人民利益愿望的全国性反应。但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却被称为第四种统治权力的美国主流媒体公然定性为“乌合之众”,限制华尔街高管分红也被定性为“违背美国宪法的资本自由精神”,而且很快被华尔街权贵及其高管们更高额分红的“弹冠相庆”之声所淹没。显然,美国民主及其宪政精神并不能确保及时畅通有效地将美国人民的社会公意真正上升到国家法律的高度。

  第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能够真正实行“尊重和保护少数”的原则,把保护个人以及少数人合理的自由和权益与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意志和愿望辩证地结合起来,使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制,具有更为深刻的正义价值。

  少数原则是自由民主制度最为骄傲得意的主要原则之一,往往为不喜欢“多数人统治”的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学者及其信仰者所津津乐道,而且这些人又言必称“多数人的暴政”,以攻击讥讽“多数人的暴政”为学问。

  政治实践与政治学里的少数原则有几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民主即国家意义上的被统治的少数;二是自由民主政治中资本利益至上的少数人统治;三是选举竞争政治中资本统治集团的少数政党少数派;四是议会政党竞争中的“关键少数”;五是民主决策程序中的少数人意见;最后是只有中国民主制度中才有的保护和照顾少数民族的原则和政策。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主张抽象片面又故意不加区分的“少数原则”。不但始终否认民主在本质上是绝大多数人的国家和统治,而且一再攻击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统治只能是一种暴政,实际上已经半遮半掩地表达了资本私有制所要求的“民主即少数资本精英的利益和统治”。就美国被称为民主制度典范的设计而言,不论是让总统享有国王一样的权力,还是让参议院和大法官这些少数贵族精英凌驾于可能被大多数人控制的众议院之上;无论是多党竞争势均力敌时的“关键少数”,抑或安排选举人团来最终决定总统的当选,特别是故意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加放纵金钱政治,如此精心设置一般“穷鬼”老百姓根本弄不清楚、摸不出来的环环相扣的“五道闸门”,目的都是为了在国体政体上确保实行少数人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意志和统治。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制度设计上实际上都以“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为宗旨;强调“多数要尊重少数”,确认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是民主的第一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反而只是一种低端程序中的形式主义的表面原则,主要起着修饰少数人统治合理性的作用。

  更要看清楚的是,资本议会民主制度里的“少数”,无论是处于在野地位的反对党,还是反对党中只拥有议会“门槛选票”的无足轻重的少数选票党,也无论是众议院少数,还是参议院少数,或者在议会第一大党无法单独执政、无法单独通过某一议案时的“关键少数”,除少数可怜巴巴地坐在议会走廊边上的根本无足轻重的共产党之外,他们都仍然只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与资本同质的少数”。即使共产党这些“异质的少数”,要在议会大厦的穹顶之下占有一席之地,也必须经过资本自由民主制的同质化改造,严格遵循资本自由民主的游戏规则。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制里面享有专门待遇的少数民族代表、妇女代表等,在资本议会民主制的政治学词典里是根本查不到的。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首先规定民主是绝大多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和政治统治,本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制度设计和具体现实的实践中,都要求把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人民当家作主是共产党领导核心民主的基础正义。人民当家作主的“多数人统治”是共产党领导核心民主“少数原则”的基础和前提。

  2、人民当家作主的“多数人统治”,不是多数与少数的对立,而是始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人数更少的无党派民主人士,有与共产党同质的少数,也有异质的少数,是包含少数阶层与群体的“多数人统治”,是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最大多数的基础上,尽可能团结各种少数,所形成的更大多数人的“多数人统治”。

  3、确认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集中制的第一原则。是与少数人统治有本质区别的“少数决策原则”。

  4、主张在以绝大多数人民利益为宗旨,依靠和团结大多数的前提下,实行“尊重和照顾少数原则”,尤其是尊重和照顾少数民族的民主民族权利、经济文化权益,体现着共产党领导核心民主独一无二的正义价值。

  5、统一战线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原则,具有团结各种少数人的重要功能,是把各种同质、异质的少数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在在一起,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最广泛的“团结少数原则”,是最大多数与最小少数的深刻辩证法。

  6、最后对少数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既要实行专政,也要采取“给出路”的政策(毛泽东),强调专政和改造,但是,与前苏联不同的是,毛泽东和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搞扫地出门,更不搞肉体上消灭那一套,而是对人民民主的改造期许更高,更有自信。

  更关键的是,1978年以来,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主体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改革搞活,从经济民主让农民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开始,我们引导鼓励与公有制主体相互促进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承认和尊重利益多元多样性,承认和尊重积极合理的个人基本权益与个性发展,甚至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包括资本所有者在内的社会新阶层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者相并列,思想相应很解放地对待思想文化多样性。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民主的少数原则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奠定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之所以为正义的更为深刻的基础价值;

  1、宣布消灭阶级,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爱国者各阶层,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取消并彻底消除过去具有“多数人暴政”遗留性质的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阶级和政治歧视;

  2、彻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遗留,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虽然这种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

  3、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对极少数社会主义敌对分子、破坏分子和严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

  4、改革搞活,扩大经济民主,农民自己决定和支配自己的劳动,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强调公有制主体性,发展社会多元新阶层,尊重多元利益和多元意见,允许存在健康合理的思想文化多样性;

  5、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统一的基础上,充分肯定积极合理的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尊重个人基本人权和合法权益,实行以个人合理利益为基础的国家集体个人的新的三者关系统一。以尊重个人基本的民主自由权益和个性自由发展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民主“少数原则”的重大发展,使近代中国“五四”运动呼唤“民主、科学”,张扬个性自由发展的伟大精神,历经磨难与曲折,终于在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中扎根、开花、结果,中国人民每个人追求个人自由发展的精神面貌,使中国真正出现了千年未有之大变。

  6、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和国家新的指导思想,明确肯定包括个人资本所有者在内的中国社会新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社会群众基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重视做好社会变革进程中少数先进分子、变革力量、新生群体的工作,强调要把归国留学生、新媒体人士、富二代作为三种“统战新对象”,团结引导他们,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突出的建设作用。

  第九、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大胆探索,勇于开拓,总结经验,直面问题,勇于纠错,具有比西方多党竞争民主更为强大的历史反省、理论反思、自我批评、自我净化能力,具有更加权威周密的多维全方位的权力制约自我纠错的体制机制。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轮流执政竞选压力所构成的自我纠错能力,一直被诠释为西方议会民主一大突出的制度优越性和政治合法性依据,过去和现在都迷住过很多人。

  与此同时,有些人抓住毛泽东晚年缺乏权力制约,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下严重错误,有些人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一段时间里少数人以权谋私、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的严重事实,断言共产党党内没有监督制约,必然导致领导人“一言堂”、个人崇拜、个人专制;共产党没有异质监督制约,必然出现共产党一党专制独裁。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共产党不可能自己帮自己反腐败”,等等。反腐败的学术研究和舆论宣传,反映人民反腐败的强烈呼声,也夹杂着一些杂音,成为一些人中伤和重击共产党一党制政治合法性的要害武器之一。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共产党认可这一条自由民主的政治原理。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制的纠错机制,能否达到或超过议会多党制民主制的纠错能力与水平呢?

  就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来讲,改革开放以来,已经30多年过去,虽然我们没有照抄议会多党制民主的纠错机制,但是,从邓小平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我们事实上已经彻底有效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贯穿其中的纠错机制可以主要概括为:

  1、共产党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宗旨,又具有极高的党内民主素质民主传统,是共产党领导核心民主纠错机制的本质基础。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共产党所犯的及其严重的全国全局性错误,面对伟大领袖,党内健康的民主力量实在觉悟得慢些,也实在投鼠忌器。但是,由于党内长期的民主政治生活的培养与训练,除极少数野心家腐败分子异己分子之外,每一个共产党党员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宗旨,都养成了极高的民主素质和优良的民主传统,都不可能随便低下共产党人民主政治的头。一旦压抑党内民主的伟大领袖去世,即使出现华国锋同志这样没有准备的领导人,也会很快地自觉恢复党内的民主政治生活,很快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生动活泼、发扬民主的重要会议,为党的改错纠错提供机遇,创造条件,做出贡献。

  2、实事求是公开承认错误,科学分析错误,严肃批评错误,是共产党领导核心民主制纠错机制的思想认识机制和条件。一旦知错改错,就能比自由民主制度做得更好些。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批评“两个凡是”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就正式开始批评反思和改正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全党全国上下整整准备三年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全党与全国思想理论学术界批评批判、总结反思、改错纠错的广度深度和高度,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对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正式全面的历史反思与理论批判。此后,反思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历史反思、理论批判和学术批评研究一直延续到现在,仍然还不时形成热点。如此改错纠错的深度广度和高度,自由民主制度过去没有过,今后也难以做到。

  3、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高度,拨乱反正,彻底系统地改正错误,是中国共产党最为独特有效的纠错机制。思想路线,就是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就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组织路线,就是按照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要求,形成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培养选拔各级干部。邓小平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一路改革发展到如今,就是中国共产党走出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拨乱反正、开拓前进的纠错道路。

  4、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晚年错误是思想政治路线和理论问题,从长远和深层次来考察,更是制度体制问题。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创新发展,更是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确定的化消极为动力的积极正能量的伟大纠错机制。改革纠错机制坚持基本制度,改革具体制度,通过重大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越性;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内外结合改革完善社会主义。

  5、改革本身也是一种试错纠错机制。就是解放思想,大胆地闯,勇敢地试,摸着石头过河,及时总结,有错就改,试点成功,全国推广,通过立法,加以规范完

  善,是一个更加周到实用的改革试错纠错机制。

  6、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主要是实行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制度,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反对领导人个人专断,按照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的原则,任何重大问题必须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离退休制度,任期制度,实际上从制度上非常有效地堵住了领导人搞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不受制约犯错误的漏洞。

  7、民主法治是共产党领导核心民主纠错机制的制度保障。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晚年错误,破坏民主法治是严重错误之一,又是发生严重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一方面是强化党员主体地位为基础的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以强化集体领导制度制约党委一把手;一方面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以社会主义法制保障社会主义民主,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8、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魅力型领袖向法理型领袖的时代转换。毛泽东是中国与世界当之无愧的魅力型领袖。邓小平以来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方面坚持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严禁个人崇拜,反对领导个人专断、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一方面按照党章宪法的规定实行离退休制度,实行领导人任期制,严纪治党,依法治国,已经彻底完成向现代化执政治国法理性领袖的划时代转换。

  就针对反腐败的权力制约纠错机制来讲,邓小平1989年向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做出政治交代时就提出:第三代中央领导要扎扎实实做两件事取信于民,一个扎扎实实搞改革,证明自己是搞改革的一代领导,一个真抓实干反腐败,反腐败不抓不行啦。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反腐败做了很多事,把“拒腐防变”确定为党的建设的两大历史课题之一,强调“为民、务实、清廉”,把反腐败作为党建三大任务之一。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党中央领导集体,明确以反腐败为抓手,坚持群众路线,真抓实干反腐败,反腐败的理论与实践更加举世瞩目,按治标治本双重要求,围绕让一些身处领导岗位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不想贪”,“不敢腐”,不易腐不能腐”三大环节,初步形成一个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针对关键少数严格吏治的反腐败权力制约纠错机制:

  1、“不想贪”,思想道德修养是前提。不想贪,就要严以修身“过总关”:学习党章,按照党章要求,加强共产党人的思想道德修养;正己修身过好“大三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宗旨,养成高尚品格廉洁情操,摆脱极端利己主义金钱主义、享乐主义低级趣味和庸俗生活作风;修身齐家,严以克己律己,最终过好“小三关”:家庭关亲友关朋友关。

  2、“不敢贪腐”的反腐惩戒机制。一个就是从严治党,严肃吏治,以小见大,从小事抓起,从“关键少数”抓起,从生活作风抓起;真抓实干严惩贪腐,苍蝇老虎一起打,有贪必查,治贪必严;敢于直面腐败,勇于纠错反腐,逮谁查谁,查贪惩腐无豁免,既严查严惩高官领导贪腐案件,又切实查处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基层腐败;一个就是查贪惩腐坚持抓,经常抓,长期抓,经常化常态化,查贪反腐永远在路上;在网络反腐、信息化防控、新媒体监督提升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权威、效能方面,真心实意,大胆创新也已经走在世界各国前列,尤其是网络监督、网络反腐让一些不正之风、贪腐行为防不胜防,露头就败,见光就死,显示巨大威力。

  3、“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紧密结合,不可分离,是反贪防腐的制度保证。就是严以用权,科学分权,创新制约。严以用权,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任何权力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得逍遥于法律之外;科学分权,创新制约,不是照抄“三权分立”,而是科学配置更加周密合理的权力运行机制,做到制约有力、协调有效而又不相互扯皮,不留死角,不留空门,不留漏洞。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也是最高立法机关,国务院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甚至可能设立的国家反贪局对全国人大负责;立法统率司法,司法又相对独立;党与政府两大系统内部各自逐步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运行机制,国企外有中纪委审计局国资委监事会监督制约,内部完善包括党委纪委要素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甚至纪委都上有党委领导,内有监察机构,职能与司法分开,止于司法。我们以比一般“三权分立”更加周密严格深入的内部监督、专项监督、纪委监督规范党人大政府司法国企的公权力运行机制,加上中国在网络新媒体的网络监督和信息化防控方面的制度创新,在权力制约反贪防腐方面,已经远远超出议会多党民主制的“三权分立制衡”。

  4、不易腐、不能腐,除权力制约反贪防腐机制的制度保证,还有“打铁先要本身硬”的要求,就是把不想贪,与不易腐不能腐结合起来,修身,正己,克己,律己,齐家等,形成全方位的多维权力制约机制,是以个人极端利己主义、金钱崇拜、享乐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自由民主的权力制约机制根本不可想象的。

  第十、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序更替比较议会多党民主制的竞争更替更有优势。在1982年十二大六届人大正式确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休制度、任期制度的基础上,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标志,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向胡锦涛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和平有序交接班。

  从传统政治暴力血腥的改朝换代和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政权更替,到议会多党民主制的选举竞争、和平有序的政权更替,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有序交接与和谐更替,既来自于议会多党民主制的、和平有序的选举竞争、政权轮替,又有进一步的体制创新与制度优势:

  1、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里面,无论是从毛泽东第一代到邓小平第二代,还是江泽民第三代到胡锦涛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正能量相加的关系。正确有效的坚持继承并且发扬光大,对有关现实问题也接手负责,不搁置,不设禁区,不绕道走,而是积极面对,继续创新政策加以解决,使党和国家政治资源得到最佳利用。但是,西方选举竞争后接替上台的执政党却是以否定反对推翻竞选失败政党的主要纲领政策为前提,不论青红皂白,大都抛弃前任政策,按照胜利方政党的标志性竞选政策另搞一套,前后相互矛盾,相互否定甚至相互对立,不知浪费多少国家资源与机会。

  2、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民主制的代际更替,在全国范围选拔人才,既选拔人民公认政绩突出考察合格的共产党优秀领导,也考察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有重大业绩重大影响的杰出接班人,基本上可以做到五湖四海不拘一格选人才,而且要经得起全国范围的反复协商评议尤其是廉政一票“票决”。但是,议会多党民主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选,却是由赢得选举的执政党“赢者通吃”,一党授受,内部分赃,而且是最典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王朝政治遗留,上一届政府再有政绩再有能力再有民望操守的干部也要卷铺盖走人,不知浪费埋没多少国家级人才,从生疏不胜任到熟练胜任,纳税人至少要为一大批新官僚再付一大笔培训养成费用,更不要说在一些“民主腐败”环境里,还要重新喂饱一批批新生饥饿的民主竞选官僚。

  3、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民主制的代际更替,强调新一代领导人要有中央和地方领导的长期历练丰富经验。宰辅起于州牧。西方议会多党民主制下的候选当选领导人越来越多数是奥巴马施瓦辛格一类富有个人魅力的演讲影视明星,即使美国的克林顿.希拉里、施瓦辛格、德国默克尔、印度莫迪参与竞选之前有一些中央或者地方从政的杰出经历,但是,绝大多数不可能像中国新领导人这样,大多具有两个以上省市主要领导两个以上中央部门的从政经历,甚至还有直接从村支部书记镇党委书记县委书记做起这样的长期历练。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既富有与时俱进的理论体制政策创新能力,又擅长解决难题实际问题,敢于善于迎接挑战,一般都能更优秀。

  4、中国的代际更替,在新一代主要领导人身后,从新一届省市领导、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会,到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甚至到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全党全国上下都贯穿着代际更替的精神,而且更替又有连续,具有老中青三代的梯级结构,如此优选的规模和深度,已经使代际有序更替的潜力充分发挥,优势充分放大,使议会民主制集中在总统副总统、首相副首相、总理副总理有限几个领导人竞争更替的那点优越性根本不可望其项背。

  第十一、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的领导核心民主制,始终在改革创新中进行党的建设,具有与时俱进的开放与学习创新能力,确保共产党始终代表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走在各种先进的社会发展变革与创新的最前列。

  在毛泽东时代,世界处于两极对立的冷战之中,美国在朝鲜战争后,采取一切手段包围封锁围堵中国,对外开放条件不具备。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开放式地学习包括新加坡、日本、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使西方思想学术思潮也再次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坚持在“马中西”相互激荡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导作用,建设一体多元多样性繁荣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现开放发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上个世纪80年处在经济全球化和IT技术兴起的边缘,处在被欧美跨国垄断资本全球化生产要素配置的最低端;90年代,经过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进行改革及其第二次经济高速增长的10年,中国作为市场经济改革的优等生,中国开始接近世界次中心,这是一个由世界全球化边缘接近和进入世界全球化中心的过渡地带;2001年,以加入WTO为里程碑,中国制造10年崛起,中国以完全出乎欧美及整个世界意外的高速增长速度,迅速跨越欧美世界全球化的次中心地带,开始接近欧美世界全球化体系的中心地带。现在,中国GDP已经达到美国60%以上,超过日本的2倍,几乎是昔日大不列颠帝国的4倍,将近主要新兴大国之一印度的5倍。以综合国力尤其是人口国土经济规模体量而论,中国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全球化中心地带的两大最核心国家之一,而且在新工业革命的新能源技术、信息智能化技术、太空技术以及电子商务的企业体制和经营模式创新方面,也已经成为主要的引领国家之一

  在坚持共产党一党执政领导核心民主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了“学习型政党”的建设目标,努力以学习型政党推动、领导建设学习创新型国家、学习创新型社会,不但学习经济文化与科技,而且愈来愈大胆地学习和吸取欧美资本主义政治中民主、自由、人权和法制的精华,把西方政党制度下撕裂社会、内斗扯皮的政党竞争压缩和转换为共产党领导体制内的基层海选以及公务员考试的个人竞争,就是把全党全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伟大凝聚力与基层民主自治海选、公务员个人考试竞争的动力与活力相结合,创造性地使欧美民主的体制机制及其思想学术的精华,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被注入共产党领导核心的精神和灵魂,以共产党领导核心一党执政的根本制度及其思想理论精髓,彻底改造西方民主的多党制民主及其政治竞争机制。

  一句话,坚持党的领导无禁区:只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资本主义民主的主要体制机制及其政治学术思想精华就都可以用,都敢于学习改造吸收,也都能够融化变革,推陈出新。

  正由于此,中国共产党开放改革与学习创新、吸收资本主义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为我所有、为我所创、为我所长的能力已经愈来愈为世所公认,愈来愈出类拔萃,在国内与世界一系列重大危机的应对与治理中,在美国两党制一再出现的政治僵局和世界一系列所谓新兴民主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所出现的一系列治理失败面前,显示出共产党领导核心一党执政在政治制度体制上的巨大优越性,并且迅速转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一党执政多党合作制极其当然的政治合法性。

  第十二、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特色和平发展道路,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产党领导核心民主是民主和平的基础和保证,是多极化世界民主的旗帜。

  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理论之一,是著名的“康德民主和平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民主扩展论”“霸权稳定论”,不但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产生战争,推及民主是世界和平的保证,而且进一步延伸提出,美国的新霸权主义,可以起到扩张民主的作用,在世界各国实现民主的善治良政,实现美国新帝国霸权控制下的世界和平稳定,为美国继续领导世界100年制造了一个正义高尚的道德制高点。当然,一旦新兴大国挑战美国霸权,也就是挑战世界民主自由,破坏全球和平稳定。演变为露骨而又典型美国御用的极其庸俗的自由主义的美国霸权合理合法性理论。

  其实,即使“民主和平论”的鼓吹者都不好意思闭着眼睛否定美国霸权及其北约工具一再对中小异己国家所随意发动的战争,所任意策划的民主动乱,现在世界上已经达到两位数的“民主战乱国家”及其所衍生出来的IS极端恐怖主义战争的祸害,更已经无法继续颂扬美国扩张民主、维护世界稳定的功绩。真正能给保持世界和平稳定、推进世界民主化治理带来希望和启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民主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主张和为贵,推崇教化四方协和万邦的王道政治。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反对强权扩张霸权欺压武装侵略的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把本国模式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列强资本帝国主义的欺凌与祸害,与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同样的经历和遭遇,即使今后中国再强大,也绝不制造这种灾难再去祸害别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两次抗美援朝援越,两次对前苏联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都是为了捍卫最起码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来没有为侵占别国发动过一次战争。邓小平以来的中国也已经30多年,GDP从1978年的3645元,到2014年成为坐拥近10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一次忍无可忍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靠的全是“和平的社会主义”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对外始终是经济贸易合作为主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主张和推动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形成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基础是不冲突、不对抗、不挑战,更不搞战争争霸、霸权轮替的新型大国关系,主张国家之间的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民主,所提出的和平发展理论,所开拓的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根本保证,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和平民主理论和和平民主力量。

  (本文选编自海疆在线原文地址>>

东亚优越性----民主与集权的偶悟

  国家制度的选择是最佳效率和最佳稳定性的平衡。底层,小范围实行任期制度,是因为前后任的权利交接能够快速进行,决策效率足够高,所以氏族制度和选举民意能够得到更好的贯彻。中国几千年,地方上实行的一直都是任期制为主。但是高层,因为地域广大,大规模的权利更替慢,实行会议决策,成本极高,还不如集权,所以几千年都是皇权集权,因为那是稳定和高效决策最佳的平衡点,大范围会议民主的低效,在争取政权时就被淘汰,这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民主任期制首先在欧洲小国家出现的根本原因。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且,西方真正民主任期制得到全面优势,还是因为西方工业革命,信息和交通的发展,使得民主会议决策效率提高,效率上打败了集权统治,才在历史的优势略汰中占据上风。

   而大型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实行民主制难以体现其民主优势,就因为广大底层人民在交通和信息上的仍然太落后,不足以提供高效决策的技术支持。导致民主效率低下,落后民主国家经济建设和政局稳定都不佳。

   民主的关键还在于权利的来源,以及权利的服务对象。在我看来,权利的来源只有两个,世袭和任期。世袭制权利来源于家族,所以必然服务于家族,任期制权利来源于社会认可(不一定是民选),其执政必然追求社会认可,回馈社会。

   集权本身只是一种高效率的执行手段,并不涉及是民主或者世袭的权利来源根本问题。所以,现在社会,只要实现了任期制的社会都可以看做民主社会,权利来源于社会,对社会负责。全民选举还是民主集中制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关键是哪种制度效率更高,更适应社会和自然环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韩国、台湾、中国,都在任期制和高度集权制度下崛起,而朝鲜和毛时代没有任期制,导致了相对落后。

   世界发展中国家,没有平衡好集权高效和任期民主稳定的关系,导致整体社会效率偏低,成为落后国家就不难理解了,中国和东亚的崛起,也就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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